感恩奋进 双争有我｜酱坛里的红色密码 三代人的家国情怀

“登得上城楼，望(wàng)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 阳和楼(yánghélóu)，正定城的“镇府巨观”，耸立(sǒnglì)于城市中轴线上，见证着这座古城的变迁。 1933年的(de)阳和楼（南侧）。梁思成摄 曾经，这座宏伟的建筑只存在于记忆之中。对于很多正定人来说，它只是老辈人记忆中的“过去”，直到近年得以复建，才又矗立(chùlì)于正定古城(gǔchéng)内。从历史建筑研究(yánjiū)角度而言，正定阳和楼具有(jùyǒu)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对阳和楼的功能演变(yǎnbiàn)历程进行梳理，并从全球视野出发观察中外建筑特色，深刻解读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蕴含的独特意义，更有助于去理解阳和楼，理解它作为正定古城核心文化元素所迸发出(bèngfāchū)的坚韧生命力(shēngmìnglì)。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沿着燕赵大街往南走，一座飞檐(fēiyán)斗拱的(de)(de)巍峨楼宇映入眼帘。它雄立在正定古城中轴线上，这就是被称为正定“九楼之首”的阳和(hé)楼，曾是元杂剧的创作生产和演艺中心之一。而今，经过最近这次复建后，这座号称“镇府巨观”的历史名楼，已然成为百姓的文艺大舞台，悠悠古曲和激越新歌在楼内(nèi)回响。 阳和楼(yánghélóu)的演变历程生动地证明了其作为(zuòwéi)城市核心文化元素的坚韧生命力。 阳和楼的重要性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1933年，中国建筑史学的先驱梁思成先生(xiānshēng)首次(shǒucì)考察研究阳和楼，他和同伴对(duì)这座建筑及其附属的关帝庙感到惊喜。他盛赞阳和楼“庄严尤过于罗马君士坦丁(jūnshìtǎndīng)的凯旋门”，并强调了其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尤其是(shì)(shì)它保留(bǎoliú)着金末元初的木质梁架结构，是现代人解读《营造法式》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梁思成先生的这次考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阳和楼的测绘图纸和第一批清晰的照片，这些资料也成为我们今天认知阳和楼乃至(nǎizhì)复建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阳和楼建筑布局独特，本身就是(shì)一部浓缩(nóngsuō)的城市建筑文化史。其主体是一个夯土城台，外部包裹厚重的城砖。墩台中央有两道拱门穿过，台顶建有七开间歇山顶木构殿堂(diàntáng)和两座(liǎngzuò)碑亭。在城台南侧，一座狭长小巧但却五脏俱全的关帝庙(guāndìmiào)恰好填满两道拱门之间的空间。这样狭长的庙宇本身就已十分少见，而(ér)它与(yǔ)主楼形成的丁字形布局几乎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有趣的孤例。这种独特的形制，恰恰是它在历史上多次功能转变后层层叠加而形成。 据现有资料记载，这座建筑最初是唐代修建的城墙(chéngqiáng)南门。当时的真定作为北方(běifāng)军事重镇，其防御设施(shèshī)的高标准赋予了这座建筑宏伟的规模和外观。安史之乱后，真定的军事地位(dìwèi)更加受到重视(shòudàozhòngshì)。为加强防御和容纳更多军民，真定城得到了扩建(kuòjiàn)。唐初的旧城墙被新建的更大的城墙所包裹，成为内城，也就失去了直接的对外防御功能，因此逐渐被废弃乃至拆除。 2021年拍摄的阳和楼。刘(liú) 乾摄 但是，这座宏伟的(de)“旧南门(nánmén)”被完整保留了下来，而且从单纯(dānchún)的城防设施转变为城市内部的标志性建筑。它不再面向城外空旷的军事场地，而是转变为一个融入主干道结构的民用城市建筑要素。 元代至正十七年（1357年）的(de)(de)(de)那次重大修缮，可以说是阳和楼(yánghélóu)历史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城市(chéngshì)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真定城市定位的深刻变化。元代疆域大幅扩张，真定不再靠近北方边境，军事不再是这座(zhèzuò)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它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使它转身成为一个极尽繁华的商业与文化中心。阳和楼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其时，阳和楼成为一个市楼，用以管理周边繁荣的街市。根据元代纳新（又译“乃贤”）的《河朔访古(fǎnggǔ)记》记载，阳和楼横跨南大街，“左右挟二瓦市(xiéèrwǎshì)”，一派繁华景象。其两侧还分布着(zhe)若干富裕家族的宅邸(zháidǐ)。可以想见，当年(dāngnián)的阳和楼下，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南北商贾穿行于拱门之下，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关帝庙中香火鼎盛，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古代城市文化生活画卷。除此之外(chúcǐzhīwài)，阳和楼还扮演着鼓楼的角色，承担着为全城计时报时等(děng)功能。 在这些实用功能之外(zhīwài)，阳和楼(yánghélóu)在文化领域也(yě)发挥着(zhe)巨大作用。它为聚集于真定的文人雅士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品读吟咏的平台。在这里，以白朴为代表的元曲创作者(chuàngzuòzhě)，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名作，使得真定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dōu)。此后明清两代(míngqīngliǎngdài)，历任(lìrèn)地方官员都对阳和楼极为重视，先后进行过四次有记载的修缮。文人墨客登临楼台，俯瞰市井繁华，遥望滹沱河水，凭眺太行山色，留下诸多诗赋，如元代诗人刘因的“百尺市门起，重过为暂停”，明代文人姚西孟的“关山鼎峙(dǐngzhì)旌旗外，甍井星罗雉堞中”，以及明代诗人石珤的“春入太行山色好，雨晴南浦棹声多”。 历史上，阳和楼经历(jīnglì)了一次次的功能转变与维护修缮，但是在(zài)“变”中始终有“不变”的内核—— 从物质层面看，20世纪的(de)阳和楼早已不是元代最初的建筑，但它在城市(chéngshì)结构和形态(xíngtài)中的核心地位从未改变。从城市形态学的视角来分析，南大街是城市中轴线(zhóuxiàn)，尽管城市历经扩张(kuòzhāng)，这条轴线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变，后来(hòulái)的城市结构甚至通过调整公共建筑布局来强调和平衡这条轴线的对称性与中心性。阳和楼这座建筑始终占据(zhànjù)着南大街的制高点，这赋予了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形态学意义。从中国传统风水理念来说，南大街被视为正定的“龙脉”，而高耸的阳和楼则是“龙脊(lóngjí)”上的制高点。 阳和楼长达数百年(shùbǎinián)的(de)演变史，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核心(héxīn)特征——功能几经更迭，其核心形式(xíngshì)却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它始终保持着墩台与上层木构楼阁的主体形式，以及楼和关帝庙之间独一无二的“丁”字形布局。 其实(qíshí)，这种“形式恒久”现象，在欧洲的(de)建筑历史中也存在(cúnzài)一些(yīxiē)类似的著名案例。例如，意大利帕多瓦的理性宫，在近八个世纪的时光里，其作为城市核心的基本形式与空间格局始终得以保持，并先后承载了审判庭、市场、市政厅等多样功能。再比如罗马城的马切罗剧场，它最初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露天剧场，帝国灭亡后，其坚固的半圆形观众席先后被用作军事堡垒(bǎolěi)和贵族府邸，至今仍有人居住(jūzhù)。 2024年10月6日拍摄的阳和楼(yánghélóu)。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阳和楼(yánghélóu)的这种“形式恒久”现象，如果置于更广泛的文化(wénhuà)和技术背景中考察，其(qí)价值会更加凸显。上述欧洲建筑案例均为砖石结构，其物理上的耐久性是其形式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基础。相比之下，中国(zhōngguó)古代建筑多以木、土、砖为主要材料，这决定了其建造便捷的优点，但也因此更容易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遭到拆除并重建成新形式。而且，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建立(jiànlì)在一种贴近生活(tiējìnshēnghuó)、顺应自然(zìrán)的哲学观念之上。正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传世著作《园冶》中所言：“固作千年(qiānnián)事，宁知百岁人。足矣乐闲(lèxián)，悠然护宅。”人生不过百年(bǎinián)，又何必建造延续千年的建筑？这并非对建筑短视，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观——建筑是为人服务的，应与人的生命周期、社会的需求变迁相协调。这种哲学强调的是适用性与和谐，而非永恒(yǒnghéng)的纪念性。 在这样的(de)建筑文化与技术传统下，一座建筑能够像阳和(hé)楼这样，在长达千年(qiānnián)的时间里，历经军事防御、城市管理、商业中心到文化地标的数次功能转换，而其墩台、楼阁、关帝庙的核心形式始终被尊重、继承(jìchéng)和延续(yánxù)，这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即便经历多次修缮，工匠们仍然没有对其形式做任何本质的改动。 这类建筑(jiànzhù)，在(zài)城市(chéngshì)形态学理论中被称为“基本(jīběn)元素”。它(tā)指的是(shì)那些能够穿越时间，在城市动态发展中持续存在并(bìng)发挥作用的建筑空间或城市结构。它们是城市记忆的载体，是建构城市形态的锚点。阳和楼(yánghélóu)正是这样一个范例，它证明了在中国建筑的生命周期中，同样存在着对“形式”的自觉坚守，这种坚守并非由于材料的不可变，而是出于文化和城市形态层面的认同。因此，阳和楼并非欧洲“永恒”建筑在中国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一个关于建筑生命力与形式恒久性的、不多见的特殊案例。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适应性(shìyìngxìng)的“永恒”，一种在不断更新中保持核心身份认同的智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bùxī)的连续性使然。 启发持久保护与(yǔ)再利用 尊重历史遗产，珍视文物价值，赓续古城文脉(wénmài)。 阳和楼的(de)这份“永恒”的独特意义，启发着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bǎohù)与再利用。长期以来，大家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灵活性更多提供的是重建与更新的案例，而阳和楼则提供了(le)(le)一个扎根(zhāgēn)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于持久保护与再利用的真实范本。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在传承中保护并再利用一座传世建筑。 如此重要的(de)阳和楼，其在中国近代的命运(mìngyùn)颇令人扼腕。20世纪初，在多重因素叠加下，阳和楼逐渐衰败。 首先，1907年，为(wèi)避免修建跨滹沱河的铁路桥，正太铁路和卢汉铁路交会的枢纽站被建在正定(zhèngdìng)以南十几公里的石家庄。后者迅速崛起为新的交通枢纽(jiāotōngshūniǔ)和贸易中心。 其次，正定城市内部形态的演变。经济中心(zhōngxīn)的转移导致城市结构开始变化，城市发展(fāzhǎn)的重心向西北方向的火车站偏移，这极大(jídà)地削弱了传统南北大街的轴线地位，并从根本上动摇了阳和楼在城市生活和经济中的地位。根据梁思成和莫宗江拍摄的照片可知，他们在1933年到访正定时，阳和楼主体建筑(jiànzhù)虽基本完好，但已不再使用，登楼的阶梯(jiētī)也被关门上锁，且(qiě)楼上的木门扇、窗棂几乎尽数遗失。 2024年7月(yuè)31日，无人机拍摄的阳和楼。河北日报(rìbào)记者 赵 杰摄 此外，战争(zhànzhēng)和(hé)社会动荡带来了(le)一定的破坏。在战争中，阳和楼曾被用作瞭望台和堡垒，其木构殿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雁北文物(wénwù)勘察团在返京(fǎnjīng)途中路过正定，调查古建并拍摄(pāishè)照片。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kěyǐ)看到，彼时只有城台尚存，关帝庙还有少量建筑遗存，而城台上的木楼阁荡然无存。1966年拍摄的照片中，尚能看到残存的城台和关帝庙台基，其“丁”字形布局可以辨认(biànrèn)。但到了1968年，这里已变成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仿佛阳和楼从未存在过。 然而，不(bù)应该磨灭阳和楼(lóu)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yánjiū)中的重要地位。近年，为了全力做好正定古城(gǔchéng)保护利用工作，推动古城保护风貌恢复(huīfù)提升、文旅深度融合，正定启动了24项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阳和楼复建被提上(shàng)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之所以选择复建阳和楼，正是因为它在城市结构中的关键作用。正定现存的绝大多数古迹(gǔjì)都位于古城南部和东部，这客观上使南大街成为正定的旅游轴线，而阳和楼恰好位于这个轴线的核心节点上。 复建(fùjiàn)工程启动后，首先展开了(le)(le)考古发掘，但仅找到了旧塔基的三个角落(jiǎoluò)。新建的阳和楼在形态上(shàng)以梁思成先生的照片和测绘图为(túwèi)主要依据，力求再现其“原始样式”。在建造技术上，新建的墩台采用了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外部覆盖仿古的砖石。上部的木构大殿尽可能遵循了传统的榫卯工艺。但与历史上的城市形态不同的是，新的阳和楼不再横跨于道路之上。南大街的交通路线环绕阳和楼和关帝庙，形成了一个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广场(guǎngchǎng)。 飞檐翘壁、巍峨精美。如今，作为(zuòwéi)正定“九楼之首”的(de)阳和楼，成为展示正定传统(chuántǒng)文化的标志性(biāozhìxìng)建筑，并且实现(shíxiàn)了又一次功能上的“华丽转身”，被赋予新的使命(shǐmìng)。旅游业的兴起，让阳和楼作为城市“核心文化元素”的角色被重新发现。它作为中心，统率着(zhe)周围的公共广场(guǎngchǎng)空间，成为当地居民的公共生活场所，更担当起城市旅游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角色，吸引着万千游客。夜晚，阳和楼广场成了人们争亮才艺的大舞台。台上，有人一展歌喉，陶醉其中；台下，人们鼓掌叫好，笑逐颜开…… 回顾过去，阳和楼是中国古建筑生命力(shēngmìnglì)的有力证明；展望未来，它也正成为正定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当年梁思成先生惊讶于阳和楼竟鲜有人提及，如今，尽管它已获得广泛(guǎngfàn)关注，但其蕴含的价值(jiàzhí)还(hái)远未被完全发掘。尤其(yóuqí)在学术层面，有必要通过更深入的历史与城市形态研究来识别这些价值。 例如，从(cóng)理论上，阳和楼(yánghélóu)历次功能转变中“新”与“旧”的关系如何解读？从实践上，为了实现功能转变，古代工匠们具体做了哪些改变？又维持了哪些不变？这些(zhèxiē)经验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可以移植到当代？从城市层面来看，阳和楼在历史上(zàilìshǐshàng)如何影响并引导正定的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刘(liú) 乾） 关注河北日报，了解(liǎojiě)更多权威资讯